袁伟建 

岭南的农历五月暑气已经很重了，中原这时节应该是石榴花盛开，绿杨在细雨里挂着沉甸甸的叶子，但是罗浮山下四季却像商量好了似的一样温润、绿意盎然。 

在一个早晨醒来的时候，忽然想起苏东坡。不是想起了他的大江明月，而是想起了他在岭南过的那些端午节。900多年前的这个时候，他也曾被岭南的暑气引出一身轻汗来——那轻汗微湿着碧绿生丝绢贴在身上，有些不爽快，换了别人大概要生出迁客的牢骚来，他却偏偏没有。他看看日历上的字迹，心情也好了很多，明天就是端午了，正好可以洗个兰汤澡。 

这就成了苏东坡可爱的所在，他总是把日子过得有仪式感，将苦日子嚼出甜味来。 

那年端午他过得很认真，芳兰煮好汤，从头到脚清洗得干干净净，仿佛要把这一路的尘埃与委屈都洗掉一样，同一天城里很多人家都在做着相同的事，待浴毕之后把水倾入江中，整条晴川上漂浮着流香、涨腻，他站在窗前望着这样的景象，心里大约在想，岭南其实并不像传说中那样可怕。 

想到这里，就感觉苏东坡过的不是端午，而是生活的一种态度，那一种光，在蛮荒之地的阴翳之中闪耀着。 

这一年端午前后，荔枝成熟了。 

苏东坡第一次在惠州吃到荔枝，是在绍圣二年（公元1095年）四月。他高兴得像个孩子似的写了一首长诗，说这荔枝的味道，“人间何者非梦幻，南来万里真良图”——你看看命运把他抛到万里之外去了，而他说：这次倒真是来了。 

到了第二年端午前后，荔枝又熟了。他被邀请到太守东堂吃上了将军树上结的果子，边吃饭边心胸豁达，忍不住随口吟出：“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 

这首《食荔枝》，有人读出的是赞美，有人读出的是旷达，但是我觉得其中还有一层滋味是常人不易尝到的。 

那便是：他在用甜味来化解苦味。 

多少迁客骚人到岭南之后，写下来的都是凄风苦雨的文章。但是苏东坡偏偏不肯如此，他偏要把日子过得热气腾腾，偏要说这里四季如春、水果常鲜，偏要说“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这话说得越甜，背后的那杯苦酒就越是浓郁，他不是不知道苦，而是太知道苦了，所以他要从苦里找出甜来，找到以后还要大声地念给人听。 

心中有光，世界就明亮，东坡的心就是那团光，他照到哪里，哪里就有了温度，他走到哪里，哪里就成了故乡。 

只靠荔枝还不够，这个岭南的端午节，还有一个人使一切都不一样了。 

那个人叫王朝云。 

自从12岁跟着苏东坡，从杭州到黄州，从黄州到惠州一路颠沛流离，她一直跟随他。惠州那几年，苏东坡已经年过花甲，而朝云还很年轻，能歌善舞、通诗达画，是他晚年最贴心的伴侣。 

那年端午，苏东坡看着朝云，心中忽然涌起一种柔情，他细致地描写她的样子：看她手臂上缠着红玉一般的手臂，缠绕着五彩的丝线，看她乌黑的云鬟旁，斜挂着小小的灵符，这些端午的习俗原本是驱邪祈福用的，在苏东坡眼里都成了朝云的点缀，他写下了7个字：佳人相见一千年。 

这话真痴，真傻，也真动人，知道自己已经到暮年了，知道朝云跟着自己吃了不少苦，可是他偏要说是和她在一起过千年的。 

人生最黑暗的时刻有一个人在旁边，哪怕只是一碗粗茶也比那许多金樽玉露好。苏东坡那天写下这阕词时，大约就是这样的感情——看着身边的亲人觉得这一生的奔波都值得。 

然而，命运总是刻薄的。 

就在那年农历七月，朝云患病去世，年仅34岁，苏东坡把她埋在惠州西湖畔的栖禅寺松林间，并亲自写墓志铭。她活着的时候，他还能“日啖荔枝三百颗”，她走了之后，荔枝的甜里大概也多了几分离核的酸涩吧。 

读完这些旧事，抬头看见窗外阳光正好。 

案头放着几颗红艳艳的荔枝，像几盏小灯笼，剥开一颗，吃下后那甜味在舌尖上流动。 

苏东坡当年在惠州过端午，有过三种滋味：有浴兰的仪式，那是对生活的敬重；有荔枝的清甜，那是对苦难的反思；有朝云的相伴，那是对孤独的慰藉，他把这三味杂糅在一起，酿成了一杯叫心安的酒——此心安处便是吾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