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晓龙 

苏轼生性乐观豁达，且直言己见，不会阿谀奉承，又好以言语轻薄于人，因而与新、旧党官员皆有仇隙。在王安石变法时期，他因与王安石意见不合，主动请求到杭州、密州等地方任职。王安石下台后，元丰二年（1079年），他因诗作有讽刺新法之语，身陷“乌台诗案”，最后被贬黄州。哲宗元祐时期，他遭到洛党成员反复弹劾，被贬出知颍州。那么，苏轼因为什么在晚年被发配到岭南呢？ 

原来，宋哲宗绍圣初亲政以后，在此前备受打压的新党官员开始上台执政，他们怀着复仇的心理开始清算此前旧党成员，章惇在入相时就说：“司马光是最奸邪的人，所当急办！”于是，元祐时期的臣僚们纷纷被流放和打击。而在元祐时期和司马光激烈争辩新法不当全废的苏轼，被章惇等人视为旧党的同伙继续进行打击。 

绍圣元年，御史来之邵弹劾苏轼，说其在元祐时做中书舍人、翰林学士时草拟的制词中言语多毁谤宋神宗和熙丰圣政。宋哲宗将苏轼贬官英州（今广东英德）。苏轼在贬谪路途上还没到英州，又接到圣旨，连降数官，被贬为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今广东惠州）安置。在这里，苏轼生活了三年。由于受到惠州太守的礼遇，苏轼没吃什么苦头。他把水碓、水磨介绍给惠州人，岭南秀丽的山水激发了他的创作之心。他写诗填词、作画为文、流连山水，生活上“食芋饮水，著书以为乐”，并写下“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的名句，仍不改其通达乐观性情。苏轼甚至还准备盖房“作惠州人矣”。 

但章惇看到他的诗词后，咬牙切齿骂道：“苏某尚尔快乐耶？”因而继续对苏轼进行打击，将其贬为琼州别驾，昌化军（今属海南）安置。 

宋朝对官员的贬斥，通常是罪越大放逐越远：“过岭”是很重的处罚，“过海”是最重的处罚。苏轼被贬到海南后，在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的恶劣条件下，仍然保持着乐观的天性，他和海南黎族人民交朋友，当地人帮助苏轼建房、种圃，克服生活上的种种困难。苏轼也学黎语、着黎装，为黎族农业生产建言献策。同时他设私塾讲学，为黎族乃至海南的文化教育作出贡献，苏轼与黎族人民也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乃至“野径行行遇小童，黎言笑语说坡翁”。苏轼在海南生活四年多，元符三年宋哲宗病死后，向太后听政期间，他因大赦内迁。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苏轼北返途中病逝于常州，终年65岁。（作者系河北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