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胡坤

宋仁宗嘉祐元年（1056年），48岁的苏洵带着苏轼、苏辙兄弟出蜀，送二子赴京应举。进京后，苏洵怀揣家乡父母官张方平的举荐信和自己的文章，拜访了文坛领袖欧阳修。欧阳修一见即惊，向朝廷力荐，引得朝中公卿争传其文。第二年，苏轼、苏辙同科进士及第，一时之间，苏氏父子名动京师，风头一时无两。

被时人誉为“王佐才”的苏洵，似乎就要迎来大展身手的时刻。孰料，晚至嘉祐五年（1060年），朝廷才给了他一个试秘书省校书郎的小官。说穿了，这个试秘书省校书郎不过是朝廷授予白身人的一种出身，尚需守选数年后，方可出官参加吏部铨选而获得实际差遣。这对颇为自负的苏洵来说，登时便觉受到羞辱。我们不知道苏洵的内心经历了怎样的纠结与挣扎，可他还是接受了这一结果。大概是越想越窝囊、越想越来气，苏洵终于按捺不住，在嘉祐六年的一天，提笔给宰相韩琦写下了《上韩丞相书》。

苏洵说，我现在既老又穷，今天就是要到相公这里讨一个官当当。去年给了我个破官，还是个“试衔”，又得守选、排队等差遣，这前前后后怎么也得十四五年吧？好不容易熬够了升迁所需要的年头，我还得去弄上五六张荐举状。你是知道咱这荐举状有多难弄吧？你也知道有多少人这辈子都凑不够荐举状。即便我运气好凑够了，只是有了升迁的资格，能不能升迁还都不一定。我琢磨着这几年在京城混，跟朝中公卿的关系也都不错，你是他们中对我最好的，咋给我弄个舒心的官儿就这么难呢？咱朝廷的官是挺冗滥的，但也不至于安排我苏洵一个就会更加冗滥吧？我呢，现在也不是非当这官不可，咱毕竟还能靠写书赚钱，我现在就想你能给我个痛快话，能不能给安排？我没别的意思啊，就是怕你忘了，提醒你一下。

以上，是苏洵《上韩丞相书》中的内容，只是苏洵的文字并没有我转述的这般粗鄙、露骨，但我想，即便以散文大家苏洵的文字，宰相韩琦阅后，恐怕也不会心如止水。在苏洵的信中，他提到了熬年头、得举状的升迁制度，这便是宋朝独有的荐举改官制度。宋朝在前代官制的基础上，经整理和调整后，文官形成了由高到低的三个层级，即朝官、京官、幕职州县官（选人）。低层的幕职州县官（选人）若欲晋升京朝官，实现层级跨越，则必须经由改官方能实现。凡捕盗、召对、从军、修书等虽是改官的途径，却应用不广。唯有经特定官员荐举，获得规定的举状数并达到要求的“考”“任”，再经中央铨选部门磨勘合格，即核验相关文书的体式、内容，不得有伪冒、缺失等情节后，最终由君主决定改官可否的流程，才是宋代改官的主流途径。因此途需借助荐举，故称之为荐举改官。因举主出具举状有限额，故选人想凑够要求的举状数非常艰难，绝大多数选人一辈子也难以凑齐。选人阶层也就有了“选海”的称呼，而“选海难脱”也成了宋朝选人最大的哀叹。

在《上韩丞相书》中，苏洵有一段这样的叙述：“凡人为官，稍可以纾意快志者，至京朝官始有其髣髴耳。自此以下者，皆劳觔苦骨，摧折精神，为人所役使，去仆隶无几也。”苏洵给宰相韩琦写信，其实也正是要避免自己的后半生陷入“摧折精神”的窘境，然而，苏洵终究是错付了。宋英宗治平三年（1066年），苏洵于京师开封溘然长逝，终官霸州文安县主簿，还是没能当上那心心念念的京朝官。

（作者系西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