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媒体记者 王兰兰 通讯员 刘一玮

李蕤是20世纪30年代已出名的河南籍作家，又是“青记”早期会员。他在青年、壮年和老年分别经历过三次抵御外患的战争，并三次勇赴前线，成为战地记者。曾是《开封日报》创刊时期副刊编辑的他，积极投身时代洪流，不断践行初心和使命。

李蕤（摄于1990年）。

在第25个中国记者节到来之际，汴梁晚报记者专访了李蕤的女儿宋致新，她向记者讲述了李蕤作为战地记者出生入死的英勇故事，并追忆了他对新闻事业的毕生热爱。

“青记”的早期会员

李蕤，本名赵悔深，河南荥阳人。自20世纪30年代起，他就是活跃在河南文坛上的作家和新闻记者。1936年他考入河南大学文史系，不久参加“北方左联”。1937年抗战爆发后，他便离开河南大学，到郑州《大刚报》当记者。他采访报道了台儿庄大捷，在徐州参加了范长江领导的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

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简称“青记”，是现在中国记协的前身。1937年11月8日，在周恩来同志的指导和支持下，范长江、夏衍等15人在上海创立了“青记”。“记者节”定于每年的11月8日，就和“青记”有关。“青记”致力于中国新闻事业的积极发展和宣传抗日战争。1987年，经新闻史学家方汉奇等开会论证，认定中国记协的前身就是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2000年，国务院将“青记”的成立日期11月8日确定为中国的“记者节”。

1995年，中国作协颁发给李蕤的“以笔为枪 投身抗战”奖牌。

“‘青记’诞生于中华民族生死存亡之时，也因此，‘青记’的会员都是活跃在抗日救亡最前沿的‘战地记者’。”宋致新告诉记者，在炮火声中，范长江、夏衍等15人开会研究要成立一个新闻机构，把全国的新闻记者团结起来，做一件大事情，当时他们的平均年龄是28岁。

1938年4月台儿庄大捷，战争胜利的消息令人振奋，作为郑州一家私人报纸《大刚报》的特派记者，李蕤前往徐州，深入台儿庄前线采访，李蕤采写了《徐州突围》《台儿庄抗战巡礼》等大量稿件，为徐州会战增添了精彩的新闻记录。“1938年春，我父亲作为《大刚报》记者采访台儿庄时，结识了《大公报》特派记者范长江、新华社特派员陆诒、《新闻报》特派记者高天、‘中央社’特派记者曹聚仁等。”宋致新说，当时徐州聚集了很多记者，范长江经常组织大家到徐州近郊的云龙山，给大家讲抗战形势和战争路线等。她父亲通过范长江等人的介绍加入了“青记”，成为“青记”早期的会员。和其他“青记”记者一样，李蕤冒着敌人的炮火，在枪林弹雨中穿梭，用自己手中的笔采写了徐州会战的辉煌篇章。

英勇无畏的“战地记者”

抗战中，李蕤曾担任《阵中日报》《前锋报》《中国时报·前锋报》联合版等报刊的副刊主编、主笔等。他在1943年不顾国民政府禁令，采访报道了河南大饥荒。因反对国民党腐朽统治，他在1940年和1947年两次被捕入狱。

宋致新告诉记者，开封沦陷后，《大刚报》迁到信阳，报社裁员，工资结清后，她父亲便失业了。1940年春，李蕤来到洛阳，在洛阳编辑《阵中日报》时，又受范长江委托，任洛阳“国新社”站长。“‘国新社’在抗战时期是连接中外记者的桥梁，外国记者要到中国来采访，由中国的同行配合他们、帮助他们。此时，范长江就找到我父亲，希望他担任‘青记’国际新闻社洛阳站的站长。”宋致新说，在洛阳，李蕤曾以《阵中日报》的名义，接待过“青记”成员陆诒、高咏、任重等，并在1940年10月以“共党嫌疑”罪与“大同新闻社”成员林冰、曾非、洪涛一起被捕入狱。

1942年河南发生大饥荒，大批难民从洛阳火车站往西逃亡。李蕤到西安办事，途中目睹难民流离失所的惨状，写下了通讯《无尽长的死亡线》投到《前锋报》。《前锋报》连载了这篇通讯，社长李静之很欣赏李蕤的文笔和胆识，让他作为“特派记者”，到灾情最严重的陇海铁路沿线采访，继续写一些披露灾情的报道。于是，李蕤便借了一辆自行车前往灾区，从洛阳到郑州，又南下到汝南，一路采访，写了多篇灾区报道，刊发在《前锋报》开辟的《本报灾区通讯》专栏上。

1952年8月31日 ，李蕤 （右二）在63军庆功会上与志愿军特等英模合影。

1947年5月，开封和南京、上海、北平等国统区60多个大中城市爆发了“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爱国民主运动。在党组织的领导下，河南大学开展了声势浩大的罢课、游行、请愿活动，国民党反动当局采取了各种镇压学生运动的手段，派出大批军警、特务、宪兵闯入河南大学校本部，逮捕了46名革命学生。当时，李蕤在开封主编《中国时报》《前锋报》的联合版春蛰副刊。作为主笔，他以记者的名义刊发了国民党反动当局用美式手铐逮捕河南大学游行示威部分学生的新闻后，在6月2日早晨被捕。在各界强烈要求下，6月10日后，李蕤和其他6名被捕人士被无罪释放。但是，他已经在反动当局挂上了号。李蕤认为自己已经不适合再留在开封了。1948年年初，他离开开封到上海投奔萧乾。

1948年10月，开封第二次解放，李蕤重返开封。1948年11月6日《开封日报》创刊后，他任副刊编辑主任，列席社委会。1949年6月，《河南日报》创刊后，李蕤主编《河南日报》文艺副刊。1949年7月，李蕤作为中原文学界的代表之一，出席第一次全国文代会。

1952年2月，中国文联以巴金为组长组成共17人的“赴朝创作组”，进入朝鲜。“在那个激情燃烧的年代，文化工作者乃至艺术大师以奔赴抗美援朝前线为荣耀。当时，我父亲已经41岁，家里上有老母，下有妻儿，却依然报名参加。”宋致新说，在朝鲜战场，李蕤冒着敌机的轰炸，在坑道里、在山间的石头上，真实记录了来自战场一线的报道。在《人民日报》《解放军文艺》等报刊发表了16篇反映朝鲜战争战斗生活的通讯报告，1953年由中南文学艺术出版社结集出版为《在朝鲜前线》一书。

用一生坚守记者的初心和使命

抗战时期，“青记”的会员遍布全国各地，他们活跃在各大战场前线、敌后根据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们奔赴全国各地，活跃在新中国的新闻、文艺、文学、科技教育以及各大宣传阵线上，为国家建设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1954年，武汉暴发洪水灾害，李蕤深入抗洪一线采访，挖掘采写了一批抗洪抢险的现场报道。1957年，武汉长江大桥建成通车，李蕤乘小船到桥心采访，写出了通讯《长江大桥的日日夜夜》。“我父亲就喜欢写东西，他以采访写稿为乐，只要有机会，他一定会到一线采访。”宋致新说，1978年，李蕤已是67岁的高龄，他还骑着自行车，骑行两个多小时到武钢采访，写出了《这里有十万颗火热的心》等大型报告文学，发表在1979年第2期《人民文学》上，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谈及父亲的新闻理念，宋致新回忆道：“越是危险的地方，父亲越愿意去，对于父亲来说，只有亲临一线，才能写出好文章。他多次奔赴战场一线，真实记录战争场面，再危险也不怕。”宋致新说，她父亲就像挖煤的矿工，用自己的一生践行当记者的誓言。

“青记”的记者，他们在战火硝烟的年代，扛起自己的责任和担当，他们冒着牺牲的危险也要往前线去，一定要报道当时的战争场面，这是他们的责任和担当。“爱国进步 责任担当”是“青记”精神，国家、民族利益永远高于一切。“书生报国无他物，唯有手中笔如刀。”李蕤肩负责任与使命，胸怀悲悯与大爱，勇敢、无惧，用自己的一生去践行新闻理想，以赤子之心记录时代风云。

本栏目图片由宋致新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