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媒体记者赵月琴
 

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5周年，深入探究“红岩精神”的生成环境、丰富内涵和时代价值，日前，重庆电视台《铁窗诗社》大型纪录片摄制组专程到开封市军队离退休干部服务中心军休一所，采访96岁高龄的驻汴空军某部离休干部戴乐天（原名戴同文）。听戴老讲述他与陈然、王朴、江竹筠（江姐）等烈士的故事，回忆他们共同经历的那段峥嵘岁月。

重庆电视台《铁窗诗社》大型纪录片摄制组莅汴采访戴老

走上革命道路

戴乐天1928年出生于重庆市江北区一个贫困农家，后就读于王朴（红岩英烈）创办的具有革命色彩的莲华中学。1947年，经他的老师、地下工作者吴子见（江姐的表弟，小说《红岩》中华为的原型）介绍，戴乐天到重庆地下党办的《彷徨》杂志社工作，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

陈然烈士

当时，戴乐天住在重庆枣子岚垭《彷徨》杂志社社长蒋一苇（改革开放后是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经济学科评议组成员）的家里。在那里，戴乐天认识了陈然。陈然郑重地说：“你家庭出身贫寒，学习刻苦，要求进步，我们欢迎你。不过，这里工作艰苦，还有一些规定和要求要遵守。”蒋一苇和陈然交代的“约法三章”是：一不回家；二不写信；三不和其他人来往，必须守口如瓶。 

戴老说，陈然家住重庆野猫溪，每个星期都要到蒋一苇家一两次。进门时，陈然总是挟着一个黑皮包，戴着一副墨镜，圆胖的脸上带着活泼的笑意。不久，因革命工作需要，陈然把戴乐天带回家住在一起。《挺进报》就设在陈然家那栋木楼的小房间里。 

戴乐天和陈然吃、住在一起，感情也越来越亲近。戴老说，陈然喜欢文学，也喜欢拉锯琴，常在工作之余，配合着锯琴高亢的音调哼着《国际歌》，寄托对共产主义的向往。他喜欢锻炼身体，每天早晨起床后要举90次哑铃，在门框上做10次引体向上，然后在地板上做俯卧撑。他常说，革命的道路会很艰苦，一个人没有强健的体魄不行，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受陈然影响，戴乐天也养成了每天早上徒步走的良好习惯。

做党的忠诚战士

戴老回忆说，他到《彷徨》杂志社前，都是陈然一人到重庆邮政总局取回从全国各地寄来的信件、杂志、资料，以及从香港寄来的“新华电讯新闻稿”。但陈然的目标太大了，后来到邮局取资料的任务就交给了戴乐天。 

《彷徨》杂志封面，时任社长蒋一苇

从陈然家到重庆邮政总局，走路要走一上午，戴乐天每星期需要跑两趟。当时，国民党军警、特务遍布各条街道，危险无处不在。但戴乐天谨记陈然嘱托，在特务眼皮下面不改色、进出自如，每一次都圆满完成陈然交给的秘密任务。平时，陈然对戴乐天的一言一行要求十分严格。一次，戴乐天看到从香港寄来的“禁读品”“转型期的战局态势图”，图中显示解放军在淮海战役中攻势如潮、红色区域越扩越大，忍不住将之贴在了床头墙壁上。陈然发现后立即严厉批评道：“小戴，你胆子好大，敢把它贴出来，赶快取下！”戴乐天说，这是陈然第一次批评他，他的脸一下红到了耳根。不一会儿，陈然又说：“知错就改就是好同志。”时至今日，戴乐天还完好地保存着这张战局态势图。转眼间，它已伴随戴老度过了77个春秋。2023年，这张珍贵的革命文物被选送至中国国家安全展。 

解放前由香港经秘密渠道转寄至重庆的“三大战役”战局态势图

1947年年底，由于形势紧迫、需要疏散，戴乐天被组织上安排转移到乡下工作。临别，他低着头一声不吭，陈然炯炯有神的眼睛直盯着他：“小戴，打起精神，革命胜利了你还可以回来，还要跟我学唱歌哩。”孰料，这一去竟成永诀！ 

重庆解放后，戴乐天经组织推荐赴东北入哈尔滨航校，成为新中国第一代航空兵。20世纪50年代中期，他参与建设开封军用机场，作为试飞员参与中国首代大飞机研制工作。当1999年电视连续剧《红岩》热播时，戴乐天含泪写下纪实散文《我与〈红岩〉中的成岗》，深情缅怀亦师亦友的革命烈士陈然。

为有牺牲多壮志

《彷徨》是“灰皮红心”杂志，抗战胜利后在中共南方局和四川省委的领导下开始出版，工作人员主要有蒋一苇、刘镕铸、陈然、吴子见等。他们在《新华日报》撤出重庆后隐蔽下来，继续办《彷徨》杂志，以待时机。1947年4月的一天，他们收到了从香港寄来的新华社编发的《新华通讯稿》，上面报道了人民解放军在各个战场取得胜利的消息。他们如获至宝、极为兴奋，就把《新华通讯稿》摘编刻印成油印小报。 

戴乐天被疏散时，杂志社开具的证明信

这份没有取名的油印小报在地下党和进步群众中不胫而走，深受欢迎。中共重庆市委很重视，派市委委员彭咏梧和刘镕铸接上关系，决定以《彷徨》杂志为掩护，以无名小报为基础，出版市委地下机关报，仍由《彷徨》杂志的几个人负责筹办。经商议，他们将报名定为《挺进报》，由吴子见题写报头，刘镕铸任《挺进报》特支书记，《挺进报》的机关设在陈然家二层楼上。吴子见担任彭咏梧的联络员，传达市委指示、传送电台特支收录电讯稿，并把戴乐天介绍给陈然当交通员，把陈然的时间、精力解放出来搞印刷。彭咏梧的妻子江竹筠在这一时期按照市委指示参与了《挺进报》的领导、联络和发行。印刷好的《挺进报》交由各个渠道发行人，以及戴乐天这样的地下交通员投递出去。人们争相传阅、先睹为快，把《挺进报》看成是小《新华日报》。在白色恐怖下，《挺进报》成为地下党坚持斗争的有力武器，就像插入国统区敌人心脏的匕首，大大发挥了教育人民、鼓舞斗志的作用。 

1948年4月，重庆地下市委被叛徒出卖，一批地下工作者相继被捕。陈然为了发行最后一期《挺进报》错过了宝贵的撤退时机，1948年4月22日在家中不幸被捕，《挺进报》被破坏。在狱中，陈然写下了那篇传颂至今的《我的“自白”书》。 

20世纪80年代初期，戴乐天赴京拜访重庆地下工作时期的老领导蒋一苇（右）陈曦（左）夫妇

戴老说，当时，地下工作者往往不知道彼此的真实身份。他在蒋一苇家时，只知道家里有两个可爱的孩子，多年后才知道其中一个是江姐的儿子彭云。2013年11月，戴乐天在开封见到了来此参加超强激光国际研讨会的美国马里兰大学前副校长刘全生，他是彭云的好友。戴乐天请刘全生带给彭云一张字条：“彭云，小老乡，我一直都很想念你……我们永远怀念你的母亲，我们中国的江姐！” 

回望过去，展望未来，每一位为新中国流血牺牲的烈士都是一座永不磨灭的丰碑，激励着我们继往开来、奋发图强，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

本版图片均由全媒体记者李白龙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