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媒体记者任崇喜

公元1474年冬天，王廷相出生在当时的河南开封府仪封县崇化乡，也就是今天的兰考县仪封镇。

“仪为卫邑，而缀之以封，则又以封人之官而名之。”据说，孔子周游列国时，曾在此传道授业，留下了“封人请见夫子处”遗址。

王廷相字子衡，号平厓、浚川、河滨丈人。兰考仪封，就在黄河故道。 

王廷相学识渊博，《明史》称“博学好议论，以经术称。于星历、舆图、乐律、河图、雒书及周、邵、程、张之书，皆有所论驳”；著作丰富，有《归田稿》《沟断集》《台史集》《吴中集》《华阳稿》《家居集》《慎言》《金陵稿》等。 

在明代中期，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文学复古运动，扭转了当时的文学风气。“工诗古文辞”的王廷相，是这场运动的主力干将，反对“台阁体”，提倡“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名列赫赫有名的“前七子”，人称“海内谈诗王子衡，春风坐遍鲁诸生”。 

他是儒家气学集大成者，倡导“为有用之学”和“治己之学”，以成就“内圣外王之业”。他主张“学者读书当以经国济世为务”，为师应“以身作则，正己安人”，治学上重视“由博反约”“知行并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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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执政地方，政绩卓著：提出“宽赋税，轻徭役”，改革银粮收解制度，推行“义仓之法”，防止加重人民负担；选贤举能，修善城池，大力推行教育创新；改革边防弊政，提议“予储军饷”“振刷兵制”“寓兵于农”…… 

明朝中期，宦奸当道，贪墨成风。王廷相从不趋炎附势、同流合污，提倡“崇位禁奢，相互简易”，在日常生活中，“以勤俭为训，虽位极人臣，犹无异布衣时，每戒子以节用”“四时疏布常服，朝夕饮馔惟菜羹疏食数盂”。 

他坚持“慎明刑狱”“执法秉直不阿”，严惩腐败，上疏罢免结党营私之人，严惩太监私占正军名额。他不畏豪强，一心奉公，使权贵敛迹。 

他的同乡张卤称他“历事三朝，以忠诚不欺为本。读古人书殆尽，唯以身心体验为自得。凡有益国事，有补圣学，虽负天下之谤不恤；不则即可以致誉不为”。 

武侠小说大家金庸的先辈查志立评论说：“卿（王廷相）资性刚严，操守端慎。官遍历于台谏，茂著直声；身两奋于沉沦，不渝素志；握台章而修明法纪，佐营务则振肃戎行。”

一

王廷相七岁入私塾读书。进士田鉴见到“丰姿秀发，聪慧奇敏”的他，便惊奇地说：“此公辅器也。” 

田鉴的确没有看走眼。王廷相“读书即解大义，好为文赋诗，留心经史，日记千余言不忘”，13岁补邑庠弟子员，22岁乡试中举，可谓春风得意。但他在两次科举考试中接连折戟。入国子监读书后，他问学于国子祭酒谢铎。谢铎“性介特，力学慕古，讲求经世务”，对王廷相影响很大。 

经过三年苦读，29岁的王廷相科举中第，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 

公元1504年，“赤面颀伟，骁勇善战”的鞑靼部将领火筛接连攻击明朝边境，先是在夏天于威远堡击败大同游击将军王杲，后在袭击大同后“南掠百余里”，致使明军伤亡惨重。王廷相上《拟经略边关事宜疏》，“陈权宜振刷之策”。他明确指出，“欲治兵，当先馈响”，也要“振刷奋激”。他提出五项“振刷奋激之术”：择将才以立兵本，公荐举以杜侥幸，明赏罚以励军士，罚节制以责专统，务攻战以挫虏志。此奏章切中当时军政之弊，很快朝廷授王廷相为兵科给事中。 

明孝宗驾崩后，深受明武宗宠幸的太监刘瑾权擅天下，大肆排除异己，作威作福，公然大搞钱权交易，“条陈时政，靡所顾及”的王廷相自然不为其所容。 

公元1508年，为父亲守制期满的王廷相返京后，因得罪刘瑾“以失领勘合谪亳州判”。人们都以为王廷相不堪打击，“而公初无失志意”。当时的亳州很少有人科举中第，王廷相“群聚诸重躬诲之”。他发现了后来被称为西原先生的薛蕙，“一试辄奇之，曰：‘君殆非章句儒生也。’遂日与游，开示周至，蕙乃成学，才名播天下”。 

公元1509年，“会抚按交荐”，王廷相移任高淳知县后，遭遇大旱。王廷相发粮赈灾，劝富户施粥，“所救活的民众甚多”。 

同一年农历十一月，王廷相被召回都察院，改任山东道监察御史。 他严惩贪官污吏及地方豪强，使这些人望而生畏、闻风丧胆。 

公元1510年农历八月，权倾朝野、有“立地皇帝”之称的刘瑾，以谋反的罪名，被凌迟处死。王廷相会同陕西布按二司等官员，奉命查抄刘瑾奸党曹雄的家产。他指令将曹雄家产房屋变卖成足色银粮，“转发各边籴买粮草应用”，并“将庄田地土，务要给与附近本里无田贫民承种，办纳税粮”，不许“势豪奸滑之人领占”。 

公元1511年，王廷相巡按山西，提出应提拔“筹策绝人，胆略出众”的下层人士。 

公元1512年，王廷相巡视陕西各州县，清查“淹禁狱囚”事，严厉查处司法官员对嫌疑人长期监禁而不判决或已判决而不执行等贪赃枉法、以权谋私行为。 

他上呈《请守令多选进士疏》，建议“将西安、凤翔、平凉、汉中四府腹里州县，多选进士前来管事，庶得以厘革积弊，移易颓俗，诚为便益”。王廷相颁布《巡按陕西告示条约》，对有司军职大小官员、守令、各领军管事掌印官、监收钱粮官等各类人士的渎职枉法行为，提出警醒，明令禁止。条约颁布后，王廷相发现西安府盩厔县（今陕西省周至县）账目严重不实，有大笔银两去向不明。对此，他要求查账人员秉公查算，弄清此年所收银两“原系何人经手，何人支领，何处费用，何人侵欺”。由于王廷相执法严明，贪官污吏惶惶不可终日，一些人不得不自动辞官。 

明代大造赋役黄册。这是明代国家为核实户口、征调赋役而制成的户口版籍，因其表面用的是黄纸，故得名。黄册制度曾在明代广泛实行。从表面上看，它是为了解决赋役不均的问题，但其实质是一种人身奴役制度，即大明帝国统治下的人民都必须无偿地为统治者服徭役。王廷相作《为禁革攒造黄册积弊等事》，向陕西各大小衙门发出紧急通令：不许富豪“将田粮收入畸零户内”，不许势豪大户“将自己田粮洒入各里之中”，不许势豪大家“滥顶逃绝人户田粮”等。 

太监廖镗（有史书也作廖堂）任平川（今陕西省延川县）镇守，“朘剥无度，人苦其毒”。陕西巡抚缺职，廖镗与其弟廖鹏、侄廖铠，经常借着给皇帝进贡的名义大肆搜刮民财，导致民怨沸腾。王廷相查明实情后，对廖堂加以惩治，招致廖镗的忌恨。 

公元1513年，王廷相视学北畿期间，写下《四十述志》：“野人彩彩着朝衣，出入承明奉紫薇。窃禄寻常无寸补，年行四十觉前非。梦迷芳芷洲边路，身侍苍龙阙下扉。携手妻孥老耕稼，鹿门久矣羡知几。”有两个宦官接受贿赂，干涉学政，并给王廷相写信要他私下照顾。王廷相“焚其书不应。两人亦恨，未有以发也”。 

第二年，王廷相与监察御史刘天和遭到廖镗等人的诬陷，“逮系诏狱”。在吏部尚书杨一清等人的抗疏论救下，“廷相以罪谪丞赣榆”。 

在赣榆期间，王廷相“损其户数，宽其租赋，优其苑倪，节其供亿，期季而民复其业过丰，废田画垦，公私裕如”“复力科生儒，期于有成，而后，果有相继显者”，当地人刻石纪其事。 

公元1516年夏天，王廷相升任安徽宁国知县。在宁国，王廷相“为人器度宏润，素以刚正博雅称于时”“尤能以文学饬吏治，莅政旬日，百度具举”。他在文章中说：“宁国之俗诈，而好讼倍于东人。余始信令以告于民，相会不爽约，赏罚不易令，折断不拂情，而尤敦以诚焉。居数月，民乃革俗，号易治矣。” 

王廷相升任四川按察司提学佥事后，“参酌旧轨，旁采群议”，发布《督学四川条约》，列出二十余条具体措施，内容涉及科举制度、文化教育、士风民俗等方面。这些具体措施，“敦士节，振萎习，诸生翕然化之”。 

公元1521年春天，川北发生灾荒，王廷相作《答李献忠论救荒事宜书》，提出“停免赋税”“立劝谕之法”、停止催逼“一切公私逋债”、选委才能之官主赈济之事等七条救荒措施。

二

公元1521年，王廷相升任山东提学副使。赴济南途中，他咏诗道：“炯炯提龙剑，悠悠转使车。岱宗探日视，蓬岛觅仙查。世计舟藏壑，人情海变沙。素风能不厌，异代有光华。”到任后，他“振扬文教，悉如御史时”“以正学造就士子二年”，使山东的“士风之变亦悉如北畿”。 

公元1523年春天，山东矿工起义被镇压，“有司多诬良民为贼”。王廷相向山东巡抚陈凤梧呈《治盗议》，指出：“夫治盗之要，歼其渠首，解宥党与，不直人心易安，亦且地方省事，此古今不易之道也。”他主张“以不治之法治之”，只要采取“责实于塞洞、保察于近矿之民”等措施，使“窃矿之心，渐以自阻，而捕治之吏可以不用矣。” 

公元1524年春天，因“治行卓异”，王廷相升任山东布政司右布政使。不久，因为母亲去世，王廷相回到故乡守制。在此期间，他在《丧乱备纂》里集中批评了“重以浮屠，追荐尚侈”的风俗。 

公元1527年，王廷相任四川巡抚右副都御史，提出“抚绥军民，兴革利弊，保厘之绩为最”。他命令四川各衙门“清审狱囚”，以使“囹圄少清，民命少全”。 

当年下半年，王廷相上《荐举四川二司贤能官员题本》，建议“将凌相等早赐擢用，不惟居官在职者皆得其人，而趋事效劳者亦知劝励矣”。王廷相又发布《议处殷实收解钱粮》《处置收受钱粮》等通令，以便“钱粮易于稽查，大户亦不得侵欺矣”。 

这年年底，王廷相撰成自己的第一部哲学著作《慎言》。这是王廷相三十余年“仰观俯察、验幽核明”而撰写的。 

公元1528年，王廷相转任兵部右侍郎。他奉命阅视三边，“提督延绶宁夏边防筑垣”。阅视三边返京后，王廷相呈上《阅视陕西延宁边防题本》：针对“边事懈驰”，建议“敕下兵部议处，何以邀击截杀，变其积习，何以耕种戍守，复其旧贯”；针对“储饷缺乏”，建议“敕下兵部早图此事”；针对“北虏渐盛”，建议“敕下兵部议处，戒饬各边将领，加以防范，以立自强之规”。 

公元1529年年初，明世宗以灾异数见，“下求谠言，用弭灾害”。已任兵部左侍郎的王廷相呈上《乞行义仓疏》，建议一村社居民“定为一会，每月二次举行，各以人户上中下等则出米，收贮一处，积以数月，所蓄必富。遇有荒歉之年，百姓自相计议而散，既无官府编审之烦，又无胥吏颠倒之弊，赈恤不劳于上，而实惠得沾于下，纵有水旱之灾，决无流亡之患”。 

公元1530年，王廷相升任南京兵部尚书后，严禁各闸军索贿，严惩太监私占正军名额，以收取钱财，查明太监杨奇、卜春等人“私征租银，滥用无度，倚办进贡，冒破数多，事涉侵欺”的事实后，建议“法当提究”；惩治神官监太监刘果玩法欺公、私占正军、受财卖放之罪；针对“先年用船无度、差使频繁，致使小甲困苦至极”等弊病，呈上《节省快船冗费题本》，纾民解困；惩办南京司苑局左监鞠贵等人“多占上直军士、勒令办纳月钱，假称供应之名，实遂贪饕之计”的罪行；“外守备魏国公徐鹏举，贵膺世臣，私占国利，蹈袭宿弊，不知改革，虽无侵欺入己，亦系浪费钱粮”，建议“量加罚治，以警有位”。 

根据王廷相的奏议，朝廷规定：“其退出营房等处地台亦宜丈量起科，备各卫所造册支用。其歇荒草地，宜召军民管业，量收草脚银两，以备买马。仍行内外守备等官，将岁所征芦洲银作正支销，不得仍前冒费，年终仍籍记出纳，送部审阅。” 

公元1533年，王廷相被任命为都察院左都御史。 

初任御史张瀚在参见王廷相时，王廷相给他讲述了自己的一桩见闻。他一天乘轿进城，遭遇大雨。一名穿了双新鞋的轿夫刚开始小心地择地而行，怕弄脏新鞋。进城后，这名轿夫一不小心踩进泥水中，便“不复顾惜”。王廷相语重心长地说：“居身之道，亦犹是耳，倘一失足，将无所不至矣！”张瀚“退而佩服公言，终生不敢忘”，甚至因为得罪提拔自己的张居正丢了官职。张瀚还把这个故事记录在自己的《松窗梦语》中，如今仍被许多人引用。 

在履行监察职责中，王廷相逐渐认识到，惩治腐败要靠监察制度，监察的职责就是监督百官，整顿风纪。 

当年夏天，王廷相呈上《遵宪纲考察御史疏》，规定考察差回御史六事如下：1.除奸革弊，以防因循；2.伸冤理枉，以防苛刻；3.扬清激浊，以防偏私；4.完销勘合，以防淹滞；5.清修简约，以防扰民；6.抚按协和，以防其傲。 

明世宗览后批道：“深切时弊，都依拟，务要着实举行”“其余未尽事宜，着遵照《宪纲》，备细申明来说”。 

于是，王廷相在《再拟宪纲未尽事宜疏》中提出：1.巡视仓库，以清奸弊；2.巡察盗贼，以督剿捕；3.抚恤军士，以除虐政。这些措施实施后效果良好，“自是台政改观，内外肃然”“利巧、党附、贪婪之徒悉皆罢去，中外称快焉”。 

为使监察事宜制度化，便于考核监察官员的政绩，王廷相上奏朝廷《定拟巡按御史及按察司造册疏》，提出建立监察工作定期上报制度和规范化的造册制度，规定巡按御史在巡按年终、季终按规定上报业务情况，造册入档备查。

三

公元1534年，王廷相升任兵部尚书，提督团营，仍理都察院事务。他针对“团营废坠，兵制侵驰”之弊，呈《修养团营事宜疏》，提出“选军”“惜马”“训练”等改革措施。 

公元1538年，王廷相撰成他的第二部重要的哲学著作——《雅述》。他在《雅述序》中说：“余不自量，每于读书之暇，其于天道人事，变化几宜，诸所拟有不符于圣者，时置一论，以求合道真。积久成卷，分为上下二篇，名曰《雅述》，谓述其中经常足以治世者云尔。” 

明代中后期，朝政败坏，贪官污吏横行，奢靡之风大行其道，民不聊生。当时有一首民谣这样说：“嘉靖者言，家家皆净，而无财用也。”首辅严嵩与儿子把持朝政，打击异己，买爵鬻官，变乱成法。王廷相呈《天变自陈疏》，揭露严嵩、张瓒等人专权误国之举和“奔竞之风”。他说：“先朝岂无贿者，馈及百两，人已骇其多矣。今也动称辄数千，或乃数万矣……先朝受贿者，暮夜而行，潜灭其迹，犹恐人知矣。今也纳贿受赂，公行无忌，岂非士风大坏矣。” 

王廷相批评当时的社会政治生态：“今之时政繁矣，风侈矣，民劳矣，财困矣，生促矣，天下之大灾也。”他认为，“天下顺治在民富，天下和静在民乐，天下兴行在民趋于正”“治安之国，其事简，其赋轻，其政平，其气和，其民乐”“危乱之国，其事繁，其赋重，其政僻以淫，其气乖，其民畏以怨”。他强烈要求对当时的腐败政治进行改革，“法久必弊，弊必变，变所以救弊也”，并指出：“变有要乎？曰：渐。春不见其生而日长，秋不见其杀而日枯，渐之义也，至矣哉”。 

王廷相斥责神鬼邪说是无稽之谈，认为物竞天择是自然界法则、成事在人不在天、天象变幻是寻常事。他说：“天道悠而难知，人事近而易见，凡国家危乱者，咸政之不修，民之失所，上之失职也。孰见天帝诃诋乎哉？孰见天帝震怒乎哉？” 

一天，明世宗忽见东北角有流星划过，便问随从官员为何征兆。有“四铁御史”之称的冯恩直言是扫帚星，深深激怒了明世宗。大学士张孚敬、方献夫和右都御史汪宏趁机落井下石，冯恩被革去官职，打入大牢。冯恩因拒不认错被判死罪，不日即将问斩。年方13岁的冯家长子冯行不顾一切前去击鼓讼冤，王廷相决定代冯行奏请皇帝免冯恩一死。 

王廷相说，“日月薄食。星纬慧孛，历家可以逆而推之……既可以推而知之，是天道一定之度当然，谓应人主之行政，岂不诬乎？此则其说不可通也”“天，一也；天下之国，何啻千百，天象之变，皆为中国之君谴告之，偏矣。以为千百国皆应之，而国君行政之善恶，又未必一日月而均齐也”……一席话，让明世宗频频点头，免去冯恩死罪，改判充军雷州。 

从公元1540年，明世宗深信羽化长生之说，在皇宫内建起法坛，身着道家衣冠，整日修行，不理朝政。他甚至提出让太子监国、自己专心静修。 

明代时，因为“太庙时享未足展孝思之诚”，在紫禁城里建奉先殿。公元1541年夏天，新建成的祖庙遭雷击起火并被焚毁。明世宗认为这是灾难的先兆，先下罪己诏，后要求每位官员检讨自己的行为，以查明可能的罪责，十二位大臣因此遭到解职。因为都察院御史等大臣督责下属不力，王廷相遭到明世宗的直接质疑。 

明朝开国功臣郭英的六世孙郭勋，因组织撰写《明英烈》，深得皇帝宠幸。郭勋挟恩宠、揽朝权，作威作福，招致大臣们纷纷上疏弹劾，起初明世宗并不理会。明世宗给郭勋下敕书，命他与王廷相等人一起清军役，郭勋竟然骄横得很长时间不听旨意。给事中李凤来等批评权贵侵夺百姓利益。奏章下达都察院后，王廷相命五城御史认真核实，因此迟办四十多天，给事中章允贤便上书指责王廷相徇私舞弊。明世宗正要怪罪王廷相时，王廷相把御史们核对的结果递了上去，其中郭勋侵占得最多。这下，明世宗似乎找到了理由。在年末祭祀祖庙大典时，郭勋常常被任命为负责人。明世宗认为是郭勋的大不敬行为引发了这次灾难，把郭勋打入监牢。“掌内台最久，有威重”的王廷相则被指责为无原则地结朋树党，解职为民。 

王廷相“罢归抵家，闭门读书，对亲友不言宦迹。时游东园会客，葛巾野服，欣欣焉”。 

王廷相说：“大抵近世学者，无精思体验之自得，一切务以诡随为事。其视先儒之言。皆万世不刊之定论。不惟遵守之笃，且随声附和，改换面目，以为见道。”他常常依据着自己看到的、验证的来下结论。他看书中说“冬雪六个花瓣，春雪五个花瓣”，便“每遇春雪，以袖承花观之”。他看到《小雅》上说“螟蛉有子，果赢负之”，年年取土蜂的窠来看，“累年观之，无不皆然”。 

公元1543年春天，直隶巡按监察御史郭廷冕路过仪封，向王廷相请教。王廷相取出《驳稿集》《公移集》，说“惟公、惟明、惟慎，变而通之，推而行之，斯按治也庶几矣”。 

公元1544年，王廷相“以疾逝世。士林闻之，无问识与不识，咸出涕曰：‘嗟嗟！浚川翁没矣！’” 

河南官员上报王廷相的死讯，请求“宜加恤典，以慰人心，而当事者竟泥之”。 

最终，时光证明一切。“隆庆初，诏台谏举先朝应得恤典请臣，舆论皆以公为最。诏复原官，赠少保，谥肃敏；诸余葬祭，皆视他有加数云”。 

明末殉节公卿申佳胤写诗赞曰：“灼灼声华北斗县，青缃大业照遗编。中原才子先何李，鲁国文衡并蜀燕。采振木天惊凤翥，名高梧掖愧寒蝉。如今国内知司马，一剑龙精有世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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