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嘉祐六年(1061年),东京城。在欧阳修的举荐下,一位25岁的青年才俊在参加朝廷特设的“制科”考试期间,将自己的50篇政论文章进献给宋仁宗。这位青年才俊就是苏轼,他的这50篇文章分《进论》和《进策》各25篇,其中《进论》部分主要论历史,但是针对现实而发,史论兼有政论的色彩;《进策》部分主要论时政,但也联系历史,政论兼有史论的成分。
《进策》由《策略》5篇、《策别》17篇、《策断》3篇组成。在《策别》的第11篇《教战守策》一文中,作者针对当时的社会政治形势和现实问题,论军政、谈战备,旗帜鲜明、立论精辟。文章提出的“大患”之论更是切中要害,富有远见,令人信服。
生民之患安在哉
《教战守策》1100多字,文章开篇就以设问句的形式,开门见山提出中心论点,直截了当、简洁鲜明。当今百姓的祸患究竟在哪里?“在于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劳。”
不仅如此,苏轼还接着进一步强调问题的严重性。他说,这种祸患现在还看不出来,但是将来会看见的;现在不为它考虑,以后就无法挽救了。苏轼这是在危言耸听、制造紧张气氛吗?
回到当时的形势上来。仁宗时代已经到了北宋中期,看起来承平安定,实际上内忧外患已经非常严重,对此苏轼心知肚明。他在《进策》总论中就一阵见血地指出:“天下之患,莫大于不知其然而然。不知其然而然者,是拱手而待乱也。”“天下有治平之名,而无治平之实;有可忧之势,而无可忧之形,此其有未测者也。”国家社会危机在潜滋暗长,只是有的没有被观察到而已。
忘记备战民恐惶
文章提出中心论点之后,苏轼接下来就围绕着中心论点逐层论证。他首先从历史的角度分析,借古鉴今,从正反两方面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他说:从前,古代帝王知道军备不可以废弃,所以“天下虽平,不敢忘战”。秋冬农闲间隙,召集百姓习武,因此即使有盗贼事件发生,百姓也会处变不惊,不会惊恐溃散,天下方得安宁。
可是等到后世,由于采用迂腐之儒的建议,把放弃军备当作君王美好的德政,天下既然安定了,就把兵器收藏了起来。数十年之后,兵器都破败了,百姓一天天习惯于悠闲安乐,突然有盗贼的警报传来就恐惧惊惶,相互传播谣言,不战而逃。联系到北宋的现实,苏轼这里所言的“后世”是在敲打谁,不是很清楚吗!
为此,苏轼以安史之乱为例,证明上述论断的正确性。他说,唐代开元、天宝年间,天下很安定,那时的百姓习惯于太平生活之乐,所以他们的刚强意志和勇气逐渐消耗以至于衰颓,筋肉萎缩僵化而振作不起。小小的安禄山一旦乘机作乱,受到惊扰的四方百姓就像鸟兽一样四处逃散,连乞求做囚犯和俘虏都来不及。国家分裂,而唐王朝当然因此而衰落了。
联想到宋代的重文轻武政策,这个自幼就“奋厉有当世之志”的青年,正是从正反两方面提醒和劝诫北宋朝廷的。
治平日久人骄惰
接下来,苏轼以人体养生作比喻继续进行论证。他说,天下形势就如人的整个身体,王公贵人对身体保养很周全,但他们平日常常因为多病而苦恼,而农夫平民一年到头勤苦却未曾生病,这是什么原因呢?
苏轼说,天气和季节变化会导致疾病产生,平民百姓盛夏寒冬都还在耕作劳动,他们的筋骨冒着烈日严寒,肌肤被雨雪浸渍,但他们对此轻视无畏,所以寒暑不能毒害他们。而王公贵人住在深宅大院,出门就坐车,刮风穿皮衣,下雨打着伞,凡是用来预防疾患的工具应有尽有。正是因为太畏惧风雨、太过分保养,所以身体经不住寒暑的侵袭。因此,善于养生的人,使身体既能安逸又能劳动,通过活动使四肢习惯于寒暑变化,然后可以使身体强健有力,进入险要之境而不受伤害。
治国犹如养身,人体是这样,百姓也是如此。苏轼说,“治平之日久,天下之人骄惰脆弱”,就像妇女小孩不出内室一样,谈论打仗之事,就吓得缩着脖子、大腿发抖;听说盗贼的名字,就掩住耳朵不愿意听。而士大夫也不曾说起战争,认为这是生事扰民,有了苗头就不能让它滋长。苏轼说,这不也是畏惧太甚而保养太过分了吗!
不知危劳是大患
苏轼又从战争的危险入手进行论述。他认为,天下本来就有意想不到的祸患,愚蠢的人看到天下太平无事,就认为变故无从发生,这也是不对的。现在国家奉送给西夏、契丹的财物,每年以百万计。奉送的财物是有限的,而索求财物的人是贪得无厌的,这种形势必然导致战争。
既然战争不可避免,苏轼说国家就免不了用兵,而用兵不进行逐步训练,使百姓安乐于太平无事之中,那么一旦投身军队踏入生死之地,他们的祸患必定不可预测。所以苏轼说:“天下之民,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劳,此臣所谓大患也。”联系到北宋朝廷的屈辱苟安政策,苏轼以政治上的远见卓识分析形势,提出“大患”之论,可谓一语中的。
尊武尚勇方安民
既然只知安乐而不知危险、能够安逸而不能劳苦是最大的祸患,那么该怎么办?苏轼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具体措施。他认为,首先,是士大夫们要树立起“尊尚武勇,讲习兵法”的风气,这样才能上行下效。其次,对在官府服役的乡民,要教他们练习列队、布阵的方法;对负责缉捕盗贼的差役,要教授给他们扑击刺杀的方法。不仅如此,每年年底,还要将他们集合在郡府,像古代进行武艺考试一样评定胜负,进行赏罚;实行的时间长了,再按军法办事,也就是按照正规军队的训练来要求。概而言之,就是在承平时期抓紧军事训练。
说到这里,苏轼会料到有人反对,认为无故调动百姓,又用军法扰乱他们,百姓将不会安定。而苏轼却认为,正是这样做才能安定百姓,因为战争无法避免,总有一天会驱使没有受过训练的百姓投身战场。既然这样,平时召集百姓进行训练,虽然会有小的恐慌,可是跟突然让那些没有受过训练的百姓上战场的危险相比,这又算什么呢?所以他认为,“扰民”的论调可以休矣。
不得不说,苏轼考察形势、处理问题充满着辩证法智慧。他在文章中提出“教战守”之策,目的也就是要使百姓在平时接受军事训练,以对付突发的战争,因为以战方能止战。对于国家安全,无论“赂敌”还是“息民”,均于事无补。
习兵知敌明利害
文章结尾一段,苏轼再次论证教民守战的必要性。他联系当时北宋军队的腐败问题说,现在国家屯集的地方军队,骄横又有怨言,他们欺压百姓、要挟上司,什么原因呢?是因为他们认为天下懂得作战的只有他们自己罢了。假如使一般百姓都熟习军事,让军队知道他们还有对手存在,那么就一定能够打破他们的奸谋,摧折他们的骄气。利和害的界限,难道不是很分明吗?
苏轼曾提出“言必中当世之过”,写文章要“酌古以御今,有意于济世之实用”。他的这篇《教战守策》,结合历史分析现实,切中弊端、说理透彻、气势磅礴、用心殷切,鲜明地体现了他的写作主张,堪为济世良策。
苏轼的一生历经北宋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徽宗五朝,和其他许多有识之士一样,他的一生虽然跌宕起伏,但终生不变的是他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和辅君治国、报效朝廷的济世理想。特别是对于民族矛盾和边防危机,他始终保持着高度的清醒,富国强兵、积极备战一直是他的政治追求。然而,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苏轼逝世。26年后的1127年,“大患”终于以不可抵挡之势向北宋压来。靖康之变,东京沦陷,徽钦被掳,历时168年的北宋王朝就此覆灭。
苏轼曾说:“为国不可以生事,亦不可以畏事。畏事之弊,与生事均。”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结合苏轼的论断和这篇文章,分析北宋乃至南宋覆灭的原因,其中导致亡国的“强干弱枝、守内虚外”的国防政策和军队“进不可攻,退不可守”的教训,何其痛哉!
苏轼文章中所蕴含的重视国防、加强军备建设思想,在今天而言,仍然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