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上很多文章在谈苏东坡和弟弟苏辙的关系，有的猛夸苏辙是“大宋第一暖男”，有的说苏辙不惜用官位给苏东坡赎罪，为了救哥哥才一路做到宰相。

在真实历史上，苏辙对苏轼确实很好。

我们先简单聊聊苏轼和苏辙的前半生。 

唐宋八大家，苏家占了仨：苏洵、苏轼、苏辙。其中苏洵是老爸、苏轼是大哥、苏辙是小弟，关于这一点，人所共知。事实上，苏洵总共生了仨儿子，大儿子名叫苏景先，在苏轼3岁（虚岁，下同）那年不幸夭折了。照这个排行，苏轼是老二，苏辙应该算老三。 

苏轼和苏辙同父，但未必同母，因为苏洵娶有一妻二妾，妻子姓程，两个小妾分别姓杨和任。程氏生了苏轼，史有明载，但苏辙是谁生的呢？可能是程氏生的，也可能是杨氏或者任氏生的。 

传说苏轼还有个妹妹，人称“苏小妹”，嫁给了苏轼的得意门生秦少游。实际上苏轼没有妹妹，只有一个姐姐，在眉山大家族中排行第八，人称“苏八娘”。苏八娘嫁到眉山官宦之家，20岁左右被虐待至死，所以，苏轼哥俩很长时间都不跟姐姐的婆家来往。 

苏轼和苏辙在同一年结婚，那年苏轼19岁，苏辙才16岁。婚后第二年，哥俩就跟随父亲苏洵进京考进士。苏轼和苏辙同时考中，但苏洵却落榜了。考中进士后，哥俩又参加国家公务员选拔考试（时称“铨试”），都没能通过。直到公元1061年，哥俩再次进京，终于在最高级别的选官考试（时称“制举”）中取得优异成绩。当时苏轼26岁，苏辙23岁。 

公元1062年，苏轼正式进入官场，被派往陕西做官，而苏辙则谢绝了朝廷的派遣，留在京城开封侍奉苏洵。苏轼在陕西凤翔府（今宝鸡市）当了三年“签判”（全称“签书判官厅公事”，相当于市政府秘书长），苏辙则在开封侍奉了三年老父亲。也就是说，为了给父亲尽孝，同时也为了让哥哥安心工作，苏辙放弃了早早做官的机会。用儒家伦理讲，他做到了“孝”和“悌”，堪称道德标杆。 

公元1065年，苏轼从陕西回到开封，改做京官。眼见哥哥回京，父亲有人侍奉了，苏辙才前往河北大名府担任“推官”（相当于市政府副秘书长），那是他在官场的第一份工作。 

但苏辙到大名府刚一年，父亲就去世了，苏辙和苏轼扶柩还乡，丁忧守制，直到公元1069年才再次进京。进京后，苏轼在开封府做“推官”，苏辙被派往陈州（今河南周口）做“教授”（相当于教育局局长）。此后十年里，苏轼仕途都很顺利，从推官升通判（副市长），从通判升知州（市长），在各地岗位上不断升迁。苏辙呢？一直当副职，不过官衔也在升迁。 

但是到了公元1079年，苏轼在浙江湖州当知州的时候，出大事了，著名的“乌台诗案”爆发了。 

关于“乌台诗案”的前因后果，各种论述车载斗量，这里无需啰嗦，我们只看看苏辙在此案中的表现。 

案发之时，远在湖州的苏轼毫不知情，而正在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做签判的苏辙因为离开封很近，收到了好友王诜王驸马的书信，赶紧派仆人骑快马飞奔湖州。遗憾的是，那个仆人半道上耽搁，让抓捕苏轼的钦差赶到了前面。当然，就算仆人能提前赶到湖州，也不能扭转案情，但却可以让苏轼有个思想准备。 

公元1079年八月十八，苏轼被押解到开封，当天深夜下了大狱。苏辙先托京城友人打探案情，然后向宋神宗上书求情。这篇文章叫做《为兄轼下狱上书》，全文有几百字，我们只摘录其中最关键的几句： 

臣早失怙恃，惟兄轼一人，相须为命。今者窃闻其得罪，逮捕赴狱，举家惊号。 

微臣早年丧父，与兄长苏轼相依为命，如今得知他被捕入狱，全家惊恐，痛哭失声。 

轼居家在官，无大过恶，惟是赋性愚直，好谈古今得失。 

我哥苏轼本性并不坏，仅仅是天性耿直，爱发议论，被人抓住了把柄。 

臣欲乞纳在身官，以赎兄轼，非敢望末减其罪，但得免下狱死为幸。 

微臣愿意将所有官职还给朝廷，只求陛下开恩，不敢奢望您免去他的罪过，但愿您能饶他一死。 

苏辙与苏轼的兄弟感情向来深厚，所以这篇文章发自肺腑，绝无水分。 

苏东坡怕死吗？当然。趋利避害是人之本能，喜生畏死是人之天性，就连苏东坡也不例外。但在小命难保之时，苏东坡第一个想到的总是苏辙。 

不过还必须说明的是，当时宁可罢官也要为苏轼求情的人还有很多，我们可以列出一个长长的名单，其中包括驸马王诜、苏辙的上司张方平、苏轼的同乡范镇、苏轼的同学章惇、苏轼的学生黄庭坚、黄庭坚的舅舅李常、黄庭坚的岳父孙觉、王安石的弟弟王安礼……这些人都是官员，有的还是高官。后来苏东坡出狱，流放黄州，这些求情者也都受到牵连，有的被罢官，有的被降级，有的被罚款。 

比较一下哥俩的性格，苏东坡更加直率，更加幽默，更喜欢开玩笑，所以树敌较多。苏辙呢？少年老成，城府较深，所以在后半生升官更快。 

宋哲宗在位时，奶奶高太后垂帘听政，苏轼兄弟都得到重用。苏轼从杭州知州升礼部侍郎，又从礼部侍郎升礼部尚书。苏辙从户部侍郎升御史中丞，又从御史中丞升尚书右丞。宋朝搞的是群相制度，朝堂上一群宰相，其中“尚书右丞”只比“尚书左丞”低半级，相当于副宰相。到这时候，苏辙的官位已经比苏轼高了。 

苏辙为什么能做更大的官呢？因为那时候实际上的国家领导人并非宋哲宗，而是高太后。高太后非常谨慎，所以更喜欢生性谨慎的苏辙。 

但苏辙有时候又太谨慎了，谨慎到了简直欠揍的地步。举一个典型的例子：公元1091年六月，西夏十万大军入侵陕西，屠戮军民万余人。高太后召集群臣商讨对策，其他人都主张出兵反击，苏辙却极力反对。 

苏辙说：“凡欲用兵，先论理之曲直。我若不直，则兵决不当用。”出兵先看占不占理，如果我方不占理，坚决不能出兵。 

苏辙又说：“夏人引兵十万，直压熙河境上，不于他处作过，专于所争处杀人，此意可见。此非西人之非，皆朝廷不直之故。”西夏干吗出兵十万来打我们呢？因为我们对不起西夏。 

苏辙还说：“边臣贪功生事，不足以示威，徒足以败坏疆议，理须戒敕。”边疆守将跟西夏交战，属于贪功生事，于我大宋不利，朝廷应该申斥守将。 

其实西夏一直在攻打北宋边疆，王安石变法时期成功反击，夺回失地，还修筑了许多堡垒。司马光一执政，不仅将那些土地拱手送给西夏，还拆除了绝大部分堡垒。作为司马光的追随者，苏辙继续坚持绥靖政策，处处对西夏退让。他真实的想法其实是：西夏可以不遵守约定，我们大宋不能不遵守，因为一打仗就没好果子吃，“兵起之后，兵连祸结，三五年不得休，将奈何”（苏辙《颍滨遗老传》）。假如我们穿越到宋朝，给苏辙解释“和平是打出来的，不是求出来的”这个道理，他不但听不进去，还会骂我们“贪功生事”。 

等到高太后薨逝，宋哲宗亲政，苏辙的相权很快就被剥夺，为啥？不仅是因为宋哲宗想要改换朝臣班底，也是因为少年皇帝年轻气盛，早就对苏辙的绥靖外交反感透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