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嘉祐六年（1061年），东京城。在欧阳修的举荐下，一位25岁的青年才俊在参加朝廷特设的“制科”考试期间，将自己的50篇政论文章进献给宋仁宗。这位青年才俊就是苏轼，他的这50篇文章分《进论》和《进策》各25篇，其中《进论》部分主要论历史，但是针对现实而发，史论兼有政论的色彩；《进策》部分主要论时政，但也联系历史，政论兼有史论的成分。

《进策》由《策略》5篇、《策别》17篇、《策断》3篇组成。在《策别》的第11篇《教战守策》一文中，作者针对当时的社会政治形势和现实问题，论军政、谈战备，旗帜鲜明、立论精辟。文章提出的“大患”之论更是切中要害，富有远见，令人信服。

生民之患安在哉

《教战守策》1100多字，文章开篇就以设问句的形式，开门见山提出中心论点，直截了当、简洁鲜明。当今百姓的祸患究竟在哪里？“在于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劳。” 

不仅如此，苏轼还接着进一步强调问题的严重性。他说，这种祸患现在还看不出来，但是将来会看见的；现在不为它考虑，以后就无法挽救了。苏轼这是在危言耸听、制造紧张气氛吗？ 

回到当时的形势上来。仁宗时代已经到了北宋中期，看起来承平安定，实际上内忧外患已经非常严重，对此苏轼心知肚明。他在《进策》总论中就一阵见血地指出：“天下之患，莫大于不知其然而然。不知其然而然者，是拱手而待乱也。”“天下有治平之名，而无治平之实；有可忧之势，而无可忧之形，此其有未测者也。”国家社会危机在潜滋暗长，只是有的没有被观察到而已。 

忘记备战民恐惶 

文章提出中心论点之后，苏轼接下来就围绕着中心论点逐层论证。他首先从历史的角度分析，借古鉴今，从正反两方面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他说：从前，古代帝王知道军备不可以废弃，所以“天下虽平，不敢忘战”。秋冬农闲间隙，召集百姓习武，因此即使有盗贼事件发生，百姓也会处变不惊，不会惊恐溃散，天下方得安宁。 

可是等到后世，由于采用迂腐之儒的建议，把放弃军备当作君王美好的德政，天下既然安定了，就把兵器收藏了起来。数十年之后，兵器都破败了，百姓一天天习惯于悠闲安乐，突然有盗贼的警报传来就恐惧惊惶，相互传播谣言，不战而逃。联系到北宋的现实，苏轼这里所言的“后世”是在敲打谁，不是很清楚吗！ 

为此，苏轼以安史之乱为例，证明上述论断的正确性。他说，唐代开元、天宝年间，天下很安定，那时的百姓习惯于太平生活之乐，所以他们的刚强意志和勇气逐渐消耗以至于衰颓，筋肉萎缩僵化而振作不起。小小的安禄山一旦乘机作乱，受到惊扰的四方百姓就像鸟兽一样四处逃散，连乞求做囚犯和俘虏都来不及。国家分裂，而唐王朝当然因此而衰落了。 

联想到宋代的重文轻武政策，这个自幼就“奋厉有当世之志”的青年，正是从正反两方面提醒和劝诫北宋朝廷的。 

治平日久人骄惰 

接下来，苏轼以人体养生作比喻继续进行论证。他说，天下形势就如人的整个身体，王公贵人对身体保养很周全，但他们平日常常因为多病而苦恼，而农夫平民一年到头勤苦却未曾生病，这是什么原因呢？ 

苏轼说，天气和季节变化会导致疾病产生，平民百姓盛夏寒冬都还在耕作劳动，他们的筋骨冒着烈日严寒，肌肤被雨雪浸渍，但他们对此轻视无畏，所以寒暑不能毒害他们。而王公贵人住在深宅大院，出门就坐车，刮风穿皮衣，下雨打着伞，凡是用来预防疾患的工具应有尽有。正是因为太畏惧风雨、太过分保养，所以身体经不住寒暑的侵袭。因此，善于养生的人，使身体既能安逸又能劳动，通过活动使四肢习惯于寒暑变化，然后可以使身体强健有力，进入险要之境而不受伤害。 

治国犹如养身，人体是这样，百姓也是如此。苏轼说，“治平之日久，天下之人骄惰脆弱”，就像妇女小孩不出内室一样，谈论打仗之事，就吓得缩着脖子、大腿发抖；听说盗贼的名字，就掩住耳朵不愿意听。而士大夫也不曾说起战争，认为这是生事扰民，有了苗头就不能让它滋长。苏轼说，这不也是畏惧太甚而保养太过分了吗！ 

不知危劳是大患 

苏轼又从战争的危险入手进行论述。他认为，天下本来就有意想不到的祸患，愚蠢的人看到天下太平无事，就认为变故无从发生，这也是不对的。现在国家奉送给西夏、契丹的财物，每年以百万计。奉送的财物是有限的，而索求财物的人是贪得无厌的，这种形势必然导致战争。 

既然战争不可避免，苏轼说国家就免不了用兵，而用兵不进行逐步训练，使百姓安乐于太平无事之中，那么一旦投身军队踏入生死之地，他们的祸患必定不可预测。所以苏轼说：“天下之民，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劳，此臣所谓大患也。”联系到北宋朝廷的屈辱苟安政策，苏轼以政治上的远见卓识分析形势，提出“大患”之论，可谓一语中的。 

尊武尚勇方安民 

既然只知安乐而不知危险、能够安逸而不能劳苦是最大的祸患，那么该怎么办？苏轼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具体措施。他认为，首先，是士大夫们要树立起“尊尚武勇，讲习兵法”的风气，这样才能上行下效。其次，对在官府服役的乡民，要教他们练习列队、布阵的方法；对负责缉捕盗贼的差役，要教授给他们扑击刺杀的方法。不仅如此，每年年底，还要将他们集合在郡府，像古代进行武艺考试一样评定胜负，进行赏罚；实行的时间长了，再按军法办事，也就是按照正规军队的训练来要求。概而言之，就是在承平时期抓紧军事训练。 

说到这里，苏轼会料到有人反对，认为无故调动百姓，又用军法扰乱他们，百姓将不会安定。而苏轼却认为，正是这样做才能安定百姓，因为战争无法避免，总有一天会驱使没有受过训练的百姓投身战场。既然这样，平时召集百姓进行训练，虽然会有小的恐慌，可是跟突然让那些没有受过训练的百姓上战场的危险相比，这又算什么呢？所以他认为，“扰民”的论调可以休矣。 

不得不说，苏轼考察形势、处理问题充满着辩证法智慧。他在文章中提出“教战守”之策，目的也就是要使百姓在平时接受军事训练，以对付突发的战争，因为以战方能止战。对于国家安全，无论“赂敌”还是“息民”，均于事无补。 

习兵知敌明利害 

文章结尾一段，苏轼再次论证教民守战的必要性。他联系当时北宋军队的腐败问题说，现在国家屯集的地方军队，骄横又有怨言，他们欺压百姓、要挟上司，什么原因呢？是因为他们认为天下懂得作战的只有他们自己罢了。假如使一般百姓都熟习军事，让军队知道他们还有对手存在，那么就一定能够打破他们的奸谋，摧折他们的骄气。利和害的界限，难道不是很分明吗？ 

苏轼曾提出“言必中当世之过”，写文章要“酌古以御今，有意于济世之实用”。他的这篇《教战守策》，结合历史分析现实，切中弊端、说理透彻、气势磅礴、用心殷切，鲜明地体现了他的写作主张，堪为济世良策。 

苏轼的一生历经北宋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徽宗五朝，和其他许多有识之士一样，他的一生虽然跌宕起伏，但终生不变的是他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和辅君治国、报效朝廷的济世理想。特别是对于民族矛盾和边防危机，他始终保持着高度的清醒，富国强兵、积极备战一直是他的政治追求。然而，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苏轼逝世。26年后的1127年，“大患”终于以不可抵挡之势向北宋压来。靖康之变，东京沦陷，徽钦被掳，历时168年的北宋王朝就此覆灭。 

苏轼曾说：“为国不可以生事，亦不可以畏事。畏事之弊，与生事均。”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结合苏轼的论断和这篇文章，分析北宋乃至南宋覆灭的原因，其中导致亡国的“强干弱枝、守内虚外”的国防政策和军队“进不可攻，退不可守”的教训，何其痛哉！ 

苏轼文章中所蕴含的重视国防、加强军备建设思想，在今天而言，仍然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